嘉宾：郭齐勇武汉大学国学院教授、院长；颜炳罡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副院长；邓洪波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中国书院学会副会长

主持人：光明日报记者史楠

书院千秋：读书人情系的“道场”

岳麓书院

邓洪波：书院是中国士人围绕着书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从唐代出现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宣布改制为学堂，历经1200余年。据统计，书院从唐代的59所、五代的13所、宋代的515所，发展到明代的1962所、清代的5863所，除去跨越两朝以上重复统计的1277所，历代新创建书院合计7525所。

到晚清改制时，有1606所书院被改为大学堂、高等学堂、中学堂、小学堂、师范学堂、校士馆、存古学堂、女子学堂、实业学堂、蒙学堂等各级各类学堂。

颜炳罡：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传承方式和培养传人的场所，人们将这种场所称之为“道场”。如果说佛教的道场是寺院，道教的道场是道观，那么书院就是儒家的道场。传统的书院具有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祭祀孔子、保存书籍、社会教化等功能，这样的书院基本上如同今天的高等院校。

当然，书院的发展与完善是一个过程。创建于唐代开元年间的丽正书院实际是一所修书、校书、藏书的场所，讲经是其附带功能。到北宋时期，书院功能才得以完善。由于书院规模有大有小，学术水准有高有低，因而书院并没有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标准”。如北宋年间泰山书院、徂徕书院实际上是胡援、石介等人研究学问的场所，明代的建立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书院是祭祀孔子为主的书院。书院虽然规模有大有小、存废时间有长有短，但都有一个共同点即社会教化功能。

历史上，中国官员一向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传统，但传统社会考察官员政绩不是GDP，而是社会大众的教养程度即社会风尚的优劣。良好的社会风俗来自于教化，故建书院，兴教化成为官员的政治诉求。建书院，兴教化，二者互为因果关系，建书院目的在于兴教化，只有教化兴，才能更好地维持书院的运转及教学功能的发挥，这样看来又是共生关系。

邓洪波

邓洪波：书院是儒家的营地，在古代社会它作为儒家的道场与佛道的寺庙、宫观并立、对应，成为最有中华文明特色的文化教育机构。理学家朱熹的年代，庐山“老佛之祠盖以百数”，而“儒馆”仅白鹿洞书院一家，若加郡县官学也就三家，势力悬殊，其“盛衰多寡之相绝”完全不成比例。因此，他一再奏报朝廷修复白鹿洞书院，其用意就在于要与佛老争夺阵地。诚所谓针锋相对，以一对百，“不得不任其责也”。儒学是当时国家的指导思想，修复“儒馆”的举措理应得到支持。当时朝廷高官和同僚中的大多数人对此并不理解，甚至反对。朱熹近乎偏执的书院情结和坚持，才促成了白鹿洞书院的重建，而《白鹿洞书院揭示》更成就了其名列“天下四大书院”的辉煌。

南宋的理学家大多像朱熹一样有很深的书院情结，他们肩负着发展学术的时代使命，承唐代书院整理典籍，辨彰学术之绪，以书院为基地，各自集合大批学者，努力经营自己的学派，集成学术成就，再造民族精神。此即“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将学术与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并由此开创出一个书院与理学一体化的机制。

书院与理学一体化机制的形成，赋予书院思想与哲学生命的光辉，开创了书院与学术一体化的传统。从此以后，书院作为儒家的道场，成为推动中国学术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学术的发展差不多就成为书院的内部事务。于是，在自由讲学的旗帜下，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幅书院与学术的流变图：程朱理学与书院在元代的北移，书院在明代成为王湛心学思潮的大本营，宋学、汉学、新学、西学等更替成为清代书院讲坛的主流声音。

颜炳罡：明清两代，书院空前繁荣，但书院也由此盛极而衰。元明清三代书院的意义几乎与今天意义上的学校同尊。不过，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列强武力犯关，在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晚清掀起一股改书院为学堂的大潮，新式学堂教育取代书院教育，书院也由此走向衰微。民国以来，怀抱儒家理想的知识分子如梁漱溟、马一浮、钱穆等人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先后兴建过如勉仁书院、复性书院、新亚书院等，以期延续传统书院的命脉，但这些书院文化的星火与现代学校教育的强光相比已显得极其微弱。

邓洪波：近代以来，由于“新学”“西学”的加盟，书院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加以教会书院的冲击与影响，更由于大批量培养新型人才的现实需要，书院的教学内容和其制度本身开始了近代化进程。但这一进程被“新政”浪潮所淹没，光绪皇帝一纸改制上谕，将各省所有书院改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改制令在宣布书院隐退的同时，事实上赋予了它接通中国古代教育和近代教育血脉的历史使命。1606所书院或称高等、大、中、小学堂，或称师范、工业、农桑、桑蚕、方言、女子学堂，名虽不一，实则已经成为当时国家教育的主体，而官学、私学则罕见改为学堂者。因此，我认为在中国教育由古代到近现代的转型时期，书院发挥了贯通血脉的重大历史作用。但遗憾的是，书院的这种作用长期被忽视，以致形成中国现代教育只可上溯到西方教育制度而不得与本国古代教育制度接通的现象。

研究书院的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重视并宣讲它的历史作用，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改变这种现状，更可以使中国教育满怀自信地面向世界。

郭齐勇：传统书院在清末民初之前的这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也是世界教育史、文化史上最值得称道的文化遗产之一。传统书院的制度架构、精神理念对今天中国的教育仍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官学与书院，经世与致用

白鹿洞书院

郭齐勇：在历史上，书院教育与官学体系不同，是官学的补充。古代成熟的书院教育与道学（即宋明理学）的宇宙论、心性论、价值观、政治制度诉求及学者们的政治参与密切相关。传统书院的创办者、主持者是德高望重且有相当造诣的学者，他们有明确的办学理念，有培养人才的精神主旨。书院主要是通过经典教育，讲明义理，使师生自我修身乃至推己及人，来成就君子人格。书院尤其重视经世致用。

邓洪波：中国教育，长期官学、私学并行。及至宋代，中国士人为了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文化教育需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整合传统的官学、私学以及佛道教育制度的长处之后，创造出书院这一全新的学校制度。从此，书院和官学、私学鼎足而三，支撑着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事业。

从儒家内部来讲，书院与官学（包括太学、国子监等中央官学和府州县学等地方官学）都是儒家营地，作为古代社会最主要的传统教育机构，它们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但在政府看来，官学为主，书院为辅，朱熹、王守仁等书院的精神领袖公开都讲兴书院以匡扶官学。而实际上，庙学一体的官学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尤其是王朝中后期，官学往往流为教育行政管理机构而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的学校，书院却以辅助之身而真正承担起国家的教育责任，成为王朝学校的主体。

书院既有官办，又有民办。官办书院和民办书院的长期并存，使官学与私学这两种不同的教育传统，对书院形成既交相影响又相互制约的合力，使其不至于从总体上变成完全的官学抑或完全的私学，但又长期保持某种官学与私学成分并存的结构态势，形成一种似官学而非官学，似私学而非私学的整体生存特色，并进而以这种特色与传统的官学和私学各自完全区别开来，成长为独立于官学与私学之外的全新的教育体制。

书院的教学内容，包罗甚广，广博深厚，可以分成普通文化知识、高深的学术研究、特种知识与技能等三大类别，形成大体与之对应的普通书院、学术型书院、专科类书院。举凡古代社会的知识体系，近代西方的科学技能，尽皆收入其中，其势开放，无官学之僵硬保守而显活力，无私学之隘小细微而呈恢宏，师生授受之知识结构具有完整性，此则正是书院涉及不同教育领域，从而自成一统，长久存在的原因所在。

书院的教学程度具有多层性，从低到高，各个层次都有，既有大学一级的，也有小学一级的，而且大学、小学又各有高下之别。这种层次的丰富性，历代皆然。到明清时期表现更加突出，尤其是清代，由家族、乡村、州县、府道、省会乃至联省，书院构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完整的等级之塔，自成体系，差不多承担起国家的全部教育任务。它的最大好处是可以满足读书人不同层次的文化需求，并在这种满足中赢得自身的壮大与发展。这正是书院生命力旺盛的重要原因，也是它与官学、私学相比而特立独行的表征。

郭齐勇

郭齐勇：中国传统书院形成了自身的文化精神，我们大约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书院坚持道统，弘扬人文精神与价值理想。官学与科举直接挂钩，书院则救治时弊，坚持儒家教育传统，以“道”为追求目标，培养生徒具有终极关切与超越信仰，以“道”修身并治世，有道德理想与完善人格。

第二，书院打破了官学体制，不受其限制，具有民间性，承载自由讲学与批判的精神。书院是民间资本与民间学者结合的产物，基本上是民间教育组织，民间人士积极资助，捐钱捐田捐书办书院。当然，书院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官方的支持，有官、民、商、学相互参与及合办的趋势，自治权不免也受到影响，但总体上与官学不同，有相当的独立性与自由度，培养的士子有参与、批判的思想力与勇气。

第三，书院强调知识、学术的自身特性，有独立的学术精神与学派意识。书院自立自重，不随人俯仰，是师生们自由讲学、独立探求知识、切磋学问的地方，有独立学术、学派的追求与创新精神。各书院尊崇并培养、支撑了道学的不同学派。

第四，一千多年来书院不绝如缕，培养了一代代士子，这些士子多数人德才兼备，经邦济世，明道致用，传承人文，推动民间讲学之风，振兴社会教化，美政美俗。

进入现代，书院要证明自己“活着”

邓洪波：截至2011年年底，我国已新建实体书院591所、网络虚拟书院百余所，修复、重建传统书院674所，合计1360余所。五年后的今天，保守估计，书院总数在2000所以上，已经超过明代。

郭齐勇：国学热在今天表现为一定程度的书院热，各地的民间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出。今天的书院，就主办方而言，大体上有官办、商办、学者办、民办或合办等多种。汤一介、王守常教授的中国文化书院是学者办的典型。岳麓书院、筼筜书院是官学合办的两种不同的典型。牟钟鉴、王殿卿、颜炳罡、赵法生等在孔子的诞生地泗水县办的尼山圣源书院努力培训青年学人，尤其在当地推动乡村儒学，颇有成效。河南省建业集团办的本源社区书院，在郑州市天明路楼盘内成功地办了第一家，续有了三家，他们让国学走进社区的经验，值得推广。湖北经心书院是企业家们办的自我教育的场所，是提升自己文化与道德修养的道场。书院的当代价值日益显现出来。

颜炳罡：进入21世纪以来，书院一夜之间成为当代文化的时尚，由企业、民间团体、学术同仁、私人、官方以书院之名所建场所在中国已遍地开花，有研究书院史的学者指出，今天的书院从数量上已经超过明代。书院的快速兴起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可喜的是，中国社会、市民大众对书院有普遍认同与怀恋，没有拒斥与反感；可忧的是，不少人假书院之名，行挣钱之实，破坏了书院在人们心目中的神圣性和美誉度。

我认为，如果一个建筑物只用作酒店，就不要称书院；如果一个建筑物只是酒店，无论这个酒店如何装裱，也不要称某某书院酒店；如果仅仅是高端人士出入的会所，也不要称书院；如果仅仅是以盈利为目的的办学机构而没有道义担当，同样不配称书院。古代书院是儒家文化的道场，是儒家信仰者精神归宿，今日之书院虽然不再只是儒家的道场，最起码应是传播中华文化的阵地。讲学、研究、藏书、礼敬孔子、社会教化是传统书院的功能，我们认为这些功能规范对当代书院建设仍有意义。

郭齐勇：商办、民办的一些民间书院兴起，令人欣慰，这是恢复民间活力的初步，但良莠不齐，鱼龙混杂。目前最让人担忧的也是商办、民办的一些民间书院。这些书院也分几种情况：从目的来说，有的是以盈利敛财为目的，有的是以公益为目的；从对象来说，有的是对成年人（如企业家、企事业单位、机关），以办讲座、搞培训为主，有的则是对儿童与青少年，搞课外教育或全天候教育。

现代书院的兴起本来就是国民对国学、传统文化的自发需求的产物，本来就是对体制内的教育不满的产物。对体制内的教育不满也分两种，一种是对体制内不系统讲授中国传统文化的不满，急需补充这方面的教育内容，另一种是对现行体制内的办学理念、模式、方法的全面逆反，特别是客观上一些孩子跟不上压力很大的应试教育，家长拟另觅出路。加上有的家长忙于生计，无暇照顾孩子读书。针对以上情况，应运而生出两类书院，即有的只是从事课外教育，是课余补充，读一点经典，教一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而有的则变成对孩子们的全天候教育。这后一种书院也有办得好的，强调全面性教育的，但不多。有的所谓书院，只是让孩子们背诵，不讲义理，也不学现代科学文化知识，完全是误人子弟。

颜炳罡：进入21世纪，传统书院不仅仅是文物古迹，而应是活的文化载体；新兴书院也不应是人们发思古之幽情的建筑物，而应是弘扬中华文化的阵地。无论是传统书院还是新建书院，何以证明自己是“活”的存在，而不仅仅是死的、冷冰冰的建筑物？一句话，担当社会责任，对社会有价值，对大众有意义。

今天我们该怎样办好书院

颜炳罡

郭齐勇：今天的民间书院应如何办？我认为首先还是要端正目的，端正办学理念，不能以赚钱敛财为目的。我们还是要从传统书院吸收精神营养。古代书院都有学规，如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揭示），明确兴教办学的宗旨。现在的书院职能各异，可以结合实际订立学规。最重要的是，书院运行一定要在儒家义理的指导下进行，总体上是要贯彻仁义之道，提升办院者与学员的人文道德素养，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书院应以读书讲学为中心，是潜心读书之地。

在全国书院重建的热潮中，重温传统书院的经验与智慧，对于提升现代书院的品质有重要的作用。老书院焕发青春的典范是岳麓书院，该院得天时、地利、人和，结合传统与现代，使千年书院获得新生。该院又是现代化大学湖南大学的一部分，有了现代大学的结构与功能，从事正规的教学、科研、学科建设等事业。现代大学建制固然对书院有一些束缚，但岳麓书院今天的兴旺发达，仍获益于这一体制、机制，同时它又有相对独立性，在体制内办一些体制外的属于老书院的文化事业。

颜炳罡：荀子有言：“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书院是儒家的道场，美俗是当代书院的重要职责与使命，而优良社会习俗的形成源于社会教化，因而成就社会教化就是当代书院对当代社会的价值，对大众的意义。

如何成就社会教化，真正发挥“儒者在下位则美俗”的功能？近期以来，山东地区的一些书院做出一些探索，尤其是建于孔子出生地的尼山圣源书院以及遍布全省的尼山书院在此方面做得较为典型。尼山圣源书院是由海内外学人于2008年创建的新型书院，自2013年起，在书院周围村庄展开儒学教育，对改良社会风气，发挥了良好的作用。尼山书院原为祭祀为主的古代书院，2015年以来，山东省文化厅利用这一古老的书院名牌，在全省创建图书馆+书院新文化传播模式，全省县以上图书馆建有尼山书院数十所，开展公益讲堂，教化大众，同样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由山东地区书院的实践，我们认为，当代书院要尽到社会教化之责，必须具备如下两点：

首先，书院应有一批献身中国文化传播事业的儒者，这批儒者既要有较高的人格操作，又受过中国文化基本常识的训练，真正可以传道、解惑，既能行为世范，又回答百姓关注的问题，为百姓释疑解惑，从而提升百姓的道德素质。

其次，书院的自我定位应当接地气，合乎百姓之需要。书院理应各具特色，千差万别，形态多样，但如果一个书院只将自己定位于“为往圣继绝学”的道场，那么它就无法完成社会教化之责。我们认为，当代书院的问题不仅仅是“为往圣继绝学”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往圣开新学”的问题。中华文化的传承、中华道统的延续、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决不仅仅是少数专家、学者的使命，而是全民族的共业，因而提升百姓、涵养百姓，让中华道统之魂、中华精神之魄重新附在普通百姓之体上，成为百姓人伦日用之道，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才是民族当务之急，也是书院教化的重心所在。

郭齐勇：现代书院若要与现代教育体系相融，真正发挥繁荣学术、传承文化、培养道德的功能，它可以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一种补充，两者是不可相互取代的。今天幼儿与中小学教育比较强调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相信传统文化教育今后会系统进入体制，这样民间针对孩子们书院的市场会小一些，但仍有存在空间。书院主要应是成人教育、继续教育、自我教育的方式。

有一种书院是现代大学内部的机构，如香港中文大学有新亚、崇基等几十家书院。这些书院主要是以大学生宿舍为基础，对大学生做一些课外的人文教育与心理辅导，是学习传统书院，特别是学习剑桥大学住宿学院制度与牛津、剑桥导师制度的结晶。目前大陆的一些高校也在效仿。

具体来说，今天要办好书院，首先，一定要充分学习、领悟传统书院的精神与办学理念，继承与弘扬传统书院的制度与规范中的精华，要以虔敬的心态，把今天的书院办成书院人立志悟道、修身成德、关爱他人、参与社会的道场，做到内圣修己与外王事功的统一。

其次，书院要以经典教育为中心，切磋琢磨，持之以恒。原原本本地、一字一句地读经典，是起码的要求，同时还要充分体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言行一致的原则。国学、儒学，都是生命的学问，要在生命成长过程中不断领悟。

再次，书院应坚持其独立性与批判性。我们提倡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办出不同风格，包容不同的思想，包括适当学习西方、印度经典，学习现代理论，促进文明对话。书院的自由讲学，问难辩论，可以努力促成健康的民间社会的重建，培植、增强民间文化的自主性与多样性。

最后，书院当然要接地气，要努力担负起教化社会、教育青少年的功能，美政美俗，让国学进入社区、乡村、企业、课堂、机关、营房与寻常百姓家。当然，通俗化不是庸俗化，我们还是要坚持正道，正讲，而反对歪讲、邪讲、俗讲。

颜炳罡：社会教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这一工程完成绝非书院一家所能独任，它应是整个社会分工协作的结果，但书院作为儒家的道场，理应在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书院在从事社会教化中可以提升自己，壮大自己，社会教化因书院的存在而更加坚实有力。

郭齐勇：总之，我们应总结经验，反本开新，把书院办得更好、更健康，让传统文化的精义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